劉世錦一攬子刺激方案原文（5000字）
時間：24-09-23 來源：New Economist
劉世錦一攬子刺激方案原文（5000字）
一、宏觀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兩年來，中國經濟疫后復蘇進程盡管有曲折，總體呈現回升向好態勢。去年全年增速達到5.2%，今年上半年也達到5%，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觀經濟面臨日益增大的總需求水平下降壓力，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7個季度處于負增長。8月份的數據表明，消費、就業、財政等重要指標都出現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
宏觀經濟總需求不足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點幾乎沒有爭議。在總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個常識。但要把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與總需求不足的起因區別開來，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導致了總需求不足。否則，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難以見效，甚至不是解決而是加劇問題，更要緊的是會貽誤有利時機。
在這個問題上目前大體上有這么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是增加投資。認為中國經濟以往的高增長主要靠高投資，目前可以投資的領域還不少，空間還很大，仍然可以通過加大投資力度維持甚至提高宏觀增速。但真實的問題是，與現階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資比重已經過高，能夠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有效投資空間已經相當有限。
另一種更具主流性的觀點是擴大消費。認為總需求不足是投資過多消費不足，在具體做法上，一種流行的主張是仿效發達國家進行“直升機撒錢”。用消費券等方法促銷無可厚非，但普遍發錢的辦法，億萬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錢發到低收入人群，但這部分人群吃飯穿衣等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了，拿到錢多買幾個面包并不能解決他們面臨的真實難題。就城市以農民工為主的低收入階層來說，他們面對的是住房、上學、醫療、社保、養老等難題。在這些難題面前，通過撒錢拿到的那點收入無疑杯水車薪。
擴大內需靠投資還是靠消費的問題本身就具有誤導性。不存在有投資無消費和有消費無投資的經濟。真實的問題是，在我國現階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內需不足的重點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實質性地擴大內需，這樣我們才能在深一個層次上理解和解決擴大內需問題。
二、中國經濟增長由供給約束到需求約束的兩個重要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都經歷過類似增長。這種增長快速吸收了人類工業化階段的技術成果，把先行者幾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長濃縮到二三十年時間內，也稱為擠壓式增長。但這類增長是有終點的。
2010年1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在達到一個高點后開始減速，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速。這種變化可以表述為增長階段轉變。一個可比較的對象是日本經濟。日本有上億人口，屬于大型經濟體，與中國有較強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曾經歷了9%左右的高速增長。70年代初進入中速增長，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減速為低速增長，2%左右，還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如果與日本比較，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后期，應該還有5-10年的中速增長，增速應在4-5%之間。
在這種過程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
一個是歷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上百年的進程中，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或區間，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
另一個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背后是收入結構，簡單地說，是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分布結構。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結構；另一種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高，低收入群體比重低的結構，也就是通常說的“橄欖型”結構。
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折點，而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折點后中速增長的持續時間。
在轉折點以前，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是供給不足，在市場供求關系上容易出現通脹，這一時期主要是供給能力形成階段。轉折點之后，主要約束成為需求不足，事實上，需求相對下降正是增長減速的原因。通脹壓力轉為通縮壓力，或價格上升壓力轉為價格低迷壓力。
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系數比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樣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群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后，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后退的困境。
這個時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關鍵節點。二戰以后，幾十個經濟體開始工業化進程，由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甚少，大型經濟體只有日本和韓國。一萬美元左右是一個特殊的不穩定節點，更多的國家在這個節點上出現反復或后退，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現階段我國的基本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大體占三分之一，4億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億多低收入群體，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數多年來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認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費需求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首先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包括低收入階層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于穩定，或者說，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消費總量擴大體現為結構升級。消費增長更多由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拉動。
消費實現方式的差異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發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如醫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濟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滯后，直接拖累發展型消費的增長。現階段，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四億中高收入群體與九億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相當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擴大消費要找準痛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
基本公共服務短板與城市化水平直接相關。城市集聚效應降低公共服務供給成本。在傳統農村地區，現代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成本過高，很難觸達。與發達經濟體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時相比，中國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66%，戶籍城市化率為48.3%，而發達經濟體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過80%。
以往我們重視生產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忽視了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而這一條應該是我們現階段擴大消費需要高度重視的一個底層邏輯。沒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文化娛樂等領域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難以實現。
從制度層面看，存在著不利于提高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約因素，集中體現在城鄉之間的三個不平等：一是戶籍制度所體現的身份和居住遷徙權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權利不平等；三是財產（不動產）權利不平等。
四、不能簡單仿效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
中國經歷的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長，都顯著高于同期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增長動能主要來源于中國作為后起國家的追趕潛能，或者說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形成的結構性潛能，也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做過的、我們還沒有做但有條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從目前的人均1.4萬美元到3.5-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追趕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制造業和農業的穩固與升級等。我們經常講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事實上，這種追趕潛能是確定性較強的。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等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增長機會，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新的結構性潛能。這方面我們與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領域并駕齊驅或局部領先。追趕潛能與數字綠色潛能并不是兩條賽道，而是融為一體的。傳統追趕潛能加新興數字技術和綠色技術，仍可支持中國經濟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長。
在這一時期，宏觀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穩定與平衡。作一個不大準確的比喻，現階段如果潛在增速為5%，宏觀政策大概影響的是1%，其余4%取決于結構性潛能，而結構性潛能在多大程度上釋放，則取決于是否有適宜體制政策環境。改革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環境條件。
需要說清楚現階段我國與發達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作用上的區別。發達經濟體也是成熟經濟體，處在低速增長期，是一種維持性折舊性的增長，新增長潛能很少，宏觀政策的變動往往能夠決定經濟增長整體走向。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真的主要依賴于宏觀政策，應該已經到了低速增長期了。
隨著中國經濟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釋放結構性潛能的改革相應轉到需求側。在繼續推動必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重心將會轉向需求側結構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認為是慢變量，遠水不解近渴。事實上，在改革工具箱內，能夠找到不少增長導向、有立竿見影之效的改革舉措，產生“今晚公布，明早漲停”的短期效應。即使那些中長期見效的改革，如能盡早啟動和推進，也能形成積極預期，對短期穩增長發揮正面作用。
還有觀點認為，改革不能解決短期的貨幣信用問題。這就涉及到對貨幣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開放權利。這些年來，中央關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詞語是“允許”、“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許、不可以做的事情放開了，居民的權利就相應增加了。允許、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權利增加了，就可以發現新的交易機會，而正常的市場交易要“一致同意”，對雙方都有好處，就會有一個經濟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應擴大貨幣需求，擴大信用，進而實質性地擴大需求和供給，特別是需求側改革能夠更多地擴大消費需求。簡而言之，改革擴大權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進而實質性擴大需求。如果不通過改革把被不合理體制政策束縛的交易機會解放出來，即使增加貨幣，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會增加貨幣空轉。
五、建議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實質性擴大終端需求，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
應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
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改革舉措，以財政政策為主，與需求側結構性改革緊密配合，產生擴消費、穩增長、防風險的綜合效應。具體包括10萬億刺激規模、兩大突破口和一個重要目標。
經濟刺激計劃規模。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于10萬億的經濟刺激規模。2008年搞了四萬億刺激計劃，當時的經濟總量是30多萬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去年GDP總量達126萬億，可以考慮按GDP總量10%的比重，確定刺激計劃的規模。與2008年不同的是，這次重點是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的短板。以往重點是物質資本投資，這次是人力資本投資。這一刺激計劃在微觀層面重點帶動消費，同時也在一定幅度上帶動房地產、基建、服務業等領域投資，實質性地擴大內需。在宏觀上則可提升總需求水平，縮小與總供給的缺口，帶動GDP平減指數轉為正增長。
兩大突破口，或者說兩個重點領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實三中全會關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 的精神。農民由進城打工轉為在城市家庭團聚、安居樂業。增加保障房供應可以擴大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帶動裝修、家具、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可以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基礎的高質量可持續現代化城市體系。我國城市核心區建設已達到較高水平，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擁堵。從國際經驗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容納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農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時也適合制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集聚。在這個范圍內，房地產、基建等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落實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精神。重點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以市場化為基礎優化配置利用各類資源，農民可以進城，城市居民可以下鄉，給城鄉居民雙向創業就業置業以更大空間。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把農村宅基地流轉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相配套，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
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以這次經濟振興方案實施為契機，力爭用十年左右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9億。提出并推進實現這一目標，對盡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提出并實施上述經濟振興方案，短期內有助于較快在邊際上補上總需求不足缺口，帶動經濟增長進入擴張性循環軌道，同時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錢建新制度，也將為中長期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摘自-New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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