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宏觀調控正名
時間：08-01-14 來源：世紀海翔
為宏觀調控正名
作者：許小年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
近年來我國經濟出現(xiàn)了投資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和通脹等問題，政策層面上的反應似乎是猶豫不決、求全兼顧，措施上則習慣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經濟杠桿，以致政策目標相互矛盾，顧此失彼。宏觀調控已有數(shù)年，內外部經濟失衡未見明顯緩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損，未來政策的實施會更加困難。
為了改善宏觀調控，有必要澄清三個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觀調控，（2）如何進行宏觀調控，（3）宏觀調控與改革及民生的關系。目前在媒體上、政策部門甚至學界中，“宏觀調控”的含義被隨意延伸，概念的混亂幾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顧名思義，宏觀調控指的是運用宏觀政策調節(jié)社會總需求，這里需要強調的是 “宏觀政策”和 “總需求”。宏觀政策有兩類，并且只有兩類，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政府控制貨幣供應總量、稅收與財政開支，調節(jié)以國內消費與投資為主的社會總需求。宏觀調控從來不以供給為目標，從來不以產業(yè)結構為目標。
宏觀經濟和宏觀調控始終是關于總量的，“過熱”意味著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而“局部過熱”的說法將總量偷換為具體行業(yè)、具體市場甚至具體產品的暫時供需失衡，是為計劃體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來做輿論的鋪墊。同樣，通貨膨脹意味著價格總體水平的上升，將通脹解釋為個別產品價格的上漲，除了文過飾非，就是為具體產品價格的行政管理發(fā)放通行證。
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總量——社會需求總量，手段也是總量——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各部委頒布的產業(yè)政策、房地產政策等因此都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體行業(yè)的供給。如此界定宏觀調控，看似過于拘泥詞義，未免狹窄與刻板，實際上卻有著堅實的法理和經濟學理論依據(jù)，并且在實踐中得到了驗證。
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不管供給，因為關于產品、產量、銷售、價格的決策都是企業(yè)的經營自主權，只要符合法律，政府不能以任何名義進行干預。同理，投資和融資也是重要的企業(yè)經營自主權，完全由企業(yè)根據(jù)自己的利益決定，政府只能通過利率和稅收等間接的手段引導企業(yè)的投資方向。從法理上講，控制牛肉面和商品房的價格是剝奪了企業(yè)的經營自主權，而審批項目或責令項目下馬則侵犯了企業(yè)的投資自主權。
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既不可以也不應該管理供給，因為政府不可能比價格機制更有效地銜接供給與需求。凡供不應求，價格必然上漲，搶先增加產出者可從高價獲得超額利潤，廠商的趨利導致供給缺口縮小，價格回落，無需政府干預，市場自動實現(xiàn)新的均衡。
政府不管供給，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優(yōu)化結構”為名的調控措施。實踐中，計劃體制的失敗早已為“優(yōu)化”的努力做了結論。從理論上講，優(yōu)化的前提是最優(yōu)結構的存在，并且政府對這個最優(yōu)結構的把握比市場更為深刻和更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信息能力。全國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企業(yè)，產品以千萬計，而消費者有13億，縱有三頭六臂，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沒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認識“最優(yōu)結構”？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會經濟活動？正因為意識到政府的局限性，我們于30年前開始了一場偉大的改革，將資源的配置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市場上來。
宏觀政策不以供給結構為目標，這并不意味著它對結構沒有影響。以利率政策為例，若運用得當，可實現(xiàn)比行政性產業(yè)政策效果更好的結構調整。當利率上升時，資金成本增加，企業(yè)會重新算賬，取消預期投資收益低于資金成本的項目，將資金轉入投資凈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領域。這樣的調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場擇優(yōu)汰劣，而不像產業(yè)政策那樣按行業(yè)“一刀切”。因是自愿調整，既不存在 “下有對策”的困擾，也沒有主觀判斷所引起的社會公正性問題。
根據(jù)宏觀政策和預期市場環(huán)境的變化，微觀單位做出投資的調整，由此而形成的產業(yè)結構就是最優(yōu)的，因為它最有效地銜接了社會供給和需求。換言之，“最優(yōu)產業(yè)結構”是市場自發(fā)活動的結果，是在無數(shù)市場參與者的趨利活動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個體（包括政府）所事先預知，當然也就不可能作為政策的目標。
至于如何進行宏觀調控，目標與手段的對應為一重要原則。社會總需求的目標決定了政策工具也是總量，而不應是具體的生產要素或生產資料的數(shù)量。嚴控銀根無疑是正確的，嚴控地根則為中外宏觀政策實踐中所未見。且不論行政部門是否有權控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照此邏輯推理，為了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將來會不會嚴控“鋼根”或“水泥根”？嚴格地集中管理土地供應，也與政府降低房價的目標相矛盾，成為房地產市場上一系列扭曲的根源。
目標與手段的對應也意味著“一石一鳥”，即一項政策只能實現(xiàn)一個目標，例如貨幣政策顧了通脹就顧不上匯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鳥”的原理不僅符合常識，而且有著經濟學理論的嚴格證明，它在代數(shù)學中的表述就是一個方程只能解一個未知數(shù)，要想確定n個未知數(shù)，就必須有n個方程。貨幣政策怎么可能同時兼顧通脹、匯率、經濟增長、股市、房價、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顧房價和糧食安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政策多目標的最可能結果就是一只鳥也打不到。
確立“一石一鳥”的原則，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個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緊縮銀根以防止經濟過熱，放開土地供應以降低房價，民生問題則主要靠財政補貼解決。由于沒有更多的手段，穩(wěn)定匯率的目標不得不讓位于抑制通脹的需要，人民幣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經濟政策永遠是成本和效益之間的權衡，不存在馬兒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萬全之計。
最后，宏觀調控還要處理好與改革的關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為改革是宏觀經濟穩(wěn)定運行的長遠和根本保障。宏觀形勢可以影響改革的時機，但不能動搖改革的決心，例如不能因通脹抬頭就放棄成品油市場化定價的改革，也不能因經濟過熱就擱置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誠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所強調的，改革開放不能停頓和倒退。
摘自：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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