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下的中國機遇
時間：08-10-30 來源：世紀海翔
次貸危機下的中國機遇
中國應設置國際政治目標的戰略層次
次貸危機已經成為1930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以來最大的經濟金融危機，由于這場危機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經濟政治霸權的美歐，而中國相對境況較好，危機雖然會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一定沖擊，但同時也是百年難遇的機遇。如能充分利用這個機遇，我國可望較為顯著地提升自己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相對地位，為此而承擔一定的壓力、付出一定的代價都是值得的。
我們需要銘記，一個孤立國所需要追求的經濟目標僅僅是絕對增長速度，但在國際體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問題，一個國家要追求絕對增長速度，更要追求相對增長速度，因為后者決定了該國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決定了該國是充當世界苦力，還是能夠從國際經貿和世界經濟增長中取得合理的份額。一個大國在成長的進程中要善于抓住動蕩和災難的機遇，面對動蕩，所有國家都會受到沖擊，但是也只有動蕩才能讓抗風險能力強的國家表現出自己的優勢。強者并不擔心本國受到沖擊，在全球普遍蕭條時甚至不怕本國經濟絕對規模有所下降，只要本國下降得比競爭對手少，那么本國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來的復蘇中就能得到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來可以贏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沖擊就不過是一種投資。
面對次貸危機，無論是應對，還是利用，我們首先需要明確中國的目標。面對任何重大事變，我們的努力都應當指向從最低目標到最高目標的一系列目標，在此基礎上才能明確我們有哪些選擇。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的目標從低到高依次排列如下：
減少、消除次貸危機中的損失，削弱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沖擊，保證中國經濟繼續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這是中國必須完成的最低目標。
利用危機削弱競爭對手等機遇，建立、鞏固國家和民族資本對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并借助危機沖擊改善國內政治、經濟秩序。這是一個大國在外部世界中崛起的必要前提，也是為了讓我們取得“進可攻、退可守”的主動地位。
最大限度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力，包括鞏固、增強本國在周邊國家／地區和其它重要國家／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以及盡可能提高中國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
圍繞第一個層次目標所作的努力，從增強出口激勵措施力度，到刺激國內市場，我們已經看到了，需要做的是及時出臺措施并落實。
在第二個層次上，我們需要做的首先是利用危機沖擊部分外資企業總部之機，有選擇地以合理條件回購國內外企，既削弱、化解外資企業危機對國內銀行信貸、供貨商應收賬款、就業等方面的沖擊，更推動打破外資壟斷局面，建立、鞏固國家和民族資本對國內市場的主導地位，并減輕國家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壓力，同時為國內大量剩余資本開辟符合國家公利的投資渠道。當然，我們回購國內外資企業應當有所選擇。其它條件相同，應當優先回購面向國內市場的外企，面向海外市場的外企次之；高技術和戰略性產業外企優先回購，低技術、一般日用消費品外企次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掌握被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收購就只不過是購買了一堆廢鐵，而掌握國內銷售網絡顯然比掌握海外銷售網絡更容易。回購高技術和戰略性產業外企可以取得至少部分我們尚不具備的技術，增強對戰略性產業的控制力，低技術、一般日用消費品行業進入門檻較低，也不能給予我們所需要的技術。
在第三層次上，我們可以用適當的條件作為交換，換取我們以適當的形式、規模參與西方金融救援，這也有助于維護我國的外需不至于急劇萎縮。交換的條件應當是橫跨政治、經濟等方面，其中，在經濟方面，可供選擇的條件包括要求對方保證對中國商品、服務和投資的市場準入和權利（從而為中國投資的增長開辟道路），減少、停止對中國與第三國經貿關系的干擾，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的話語權力，在多邊貿易和金融談判中接受中國主張，等等。
任何危機都意味著既有經濟政治秩序重新洗牌，都意味著新興大國取得了更多的崛起機會。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衰弱和動亂為日本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機遇；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不久之前還是歐洲經濟殖民地的美國躍居歐洲債主；19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令不久之前還是一個貧困落后、大多數國民都是文盲的蘇聯迅速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統治世界的地位，美蘇兩霸取而代之；……有鑒于此，只要領導堅強，目標明確適當，行動及時有力，中國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這一機會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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