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路上一個農民工家族的經濟覺醒
時間：10-03-16 來源：世紀海翔
家在路上一個農民工家族的經濟覺醒
穿過上饒復古翻修的市政水道，在幾堆黃黃綠綠的尾房中，水泥色的旭日村陷在一個角落。江面上的燈與夜被甩在身后，
楊軍仔細盯著兒子的臉，嘴皮泛出白色的干殼，臉色不好，但臂膀厚實很多，已經趕上了他。鑰匙扭開鎖了很久那間房時，楊軍忍不住問，“真不回去了？存了多少錢？”
楊立搖搖頭，倒頭睡去。這個家族從此又少了一名“農民工”。
在這個春天，在中國“世界工廠”的車間里少掉的不止這一個農民工。由于大批農民工回家過年后去而不返，在福建，缺工人數已超過30萬人。這和浙江在春節后第一周的缺工數差不多。而珠三角則傳來缺工200多萬人的消息。
楊立睡在第三層。2005年，也就是這個勞動力大國的企業家們第一次發現人手不夠用的那一年，父親楊軍、母親王紅將在溫州打工8年的積蓄，加上姨媽楊晴在義烏打工攢下的錢，變成了這幢四層水泥樓。楊立和父母住在第三層。正在報考公務員的表哥張齊住在姨媽所擁有的第二層。第一層是客廳和客房，還有一層地下室。
隨著楊立的歸來，現在，除了還在義烏打工的姨媽楊晴外，這個農民工家族的主要成員全都回到這幢樓房里。
團聚不是為了喜慶——年已過完；也不是為了開會討論——農民工家族的成員們將各自重新選擇自己的未來。
“不想再傻賣力”
早幾年誰也不曾想到，在這個多年來將產業競爭力建基于低報酬之上的國家，像楊立這樣的農民工也能有選擇職業的機會。
兩年前，楊立初中剛畢業就輟學了，只身去到福建的福鼎縣打工。
在那里，楊立當了面點師學徒。最初去時，每月工資800元，包吃包住。他被一名師父兼老板帶著，和另兩位師兄一起做一些揉面洗機器的活。每天裹著奶油面粉黃油酵粉，工作超過12個小時。下班后的生活是“倒頭就睡”。
“這是一個技術活”——他當初愿意去福鼎的理由，后來沒能把他留在那里。回家的第二天，楊立開始向父親算著那些拮據的帳——每月抽煙40塊，每天喝兩瓶3塊的汽水。工作晚了要去吃夜宵，一碗排骨面也要13塊，因此“不如去吃肯德基”。他們常點的組合是，烤雞一只18元，可樂3杯11.5元，漢堡3個16.5元。在淡季，這樣夜宵每月會享用10多次。
“哪有時間談戀愛？網吧？去得很少很少。”楊立放大音量，不耐煩地對父親說，“再買兩件衣服，800塊錢就光了，一個月能存什么錢？我都開始戒煙了。”
而最終打破心理平衡的，是和鄉里人的比較。2009年過年回家時，楊立就發現家周圍又添了幾幢磚樓，相隔之間連小轎車都塞不進。這些新樓，屬于在當地做建筑的年輕包工頭們。當中包括和他要好的表姐夫張成。
張成也是80后，差不多10年前開始去浙江打工，當過建筑工和最廉價的搬運工。2008年金融危機時，一度連零散的搬運工作也找不著了。張成和許多同輩親友一起回到家鄉，卻發現上饒的農村和城市到處在大興土木。那些城鄉結合部的村落，因為水泥鋼筋價格滑落，幾乎家家都在起磚塊。“在浙江一個月掙1500，在家鄉攬些建筑活，一個月也能有1000多，何必再出去呢。”張成一邊在家鄉做起包工頭，一邊勸說楊立。今年年后，張成又租下店面，開了一家建材店。
身邊的各種對比，讓楊立開始懷疑過去兩年是“傻賣力”，根本存不下錢。
無邏輯的挫折感充斥了整年的時光。今年節后，楊立成為正式蛋糕師，每月拿1600元，老板招工3個多月也沒有成效，極力希望他留下。但楊立卻下了決心“4月就走”。
一個年輕力壯的農民工就這樣離開了沿海。
兩代人的回家
在上饒這樣的地方，最早成批外出打工又最早回來的一代，是楊立的父輩、年近40歲的楊軍們。
上世紀90年代，失去土地的楊晴、楊軍兩姐弟，外出到浙江打工。楊軍、王紅夫婦去了溫州，從水泥工做起，爾后進廠做了漆包線工人，最早每天16元。8年后，月工資漲到了1500元，但超負荷勞累將身體徹底拖垮了。
楊軍的胃病持留至今，每周都要吃藥止痛，王紅一到晚上就關節痛。2005年，楊軍病情加劇，兩人只能返鄉回家。在用打工積攢的錢完成了蓋房的夙愿后，夫婦倆再也不愿回到那吞噬健康的沿海生產線上去。
楊晴則選擇了留在義烏繼續打工。她到現在這家飾品工廠工作是2002年，中國出口制造業最好的年份。楊晴從計件工人做起，每月能做1000元左右。
與那些體量龐大的上下游采購商相比，義烏的中小企業間互相壓價，甚至寧愿虧本接單。老板們能掌控的只有用工成本，這讓工人的工資增長緩慢。7年后的今天，這里的工人平均工資不過1500元，而物價早已翻番。于是和楊晴同一批入廠的工友，大部分跑得不知去向。
這終于導致“民工荒”在2005年首次出現。為留住楊晴，老板給她提高待遇，讓她當上了管理工，固定薪酬2000元。她和丈夫仍住在工廠的工房，房租水電由老板支付。
2009年下半年，楊晴對家鄉的弟弟楊軍說，出口訂單回升，人手緊缺，70多人規模的工廠好幾個月招不滿工人了。
最終，實在支撐不住了。楊晴說服老板把最耗時費力的飾品粘膠工序交給幾百公里外的楊軍。老板準備讓渡固定利潤，統一購置原料，定時收回半成品。
血緣紐帶上的產業轉移
生產再組織的過程在上饒非常簡單。楊軍每天出門尋找臨時工。那些兒女離家百無聊賴的老人，陪讀兒女在此的婦女，把過去附著于家庭關系的閑散時間，組成一座工廠的“省外車間”。
楊軍夫婦再次穿上5年前在那家溫州工廠穿的深藍色工服。與當年唯一不同的是，胸袋里揣著筆記本，那上面寫滿了臨時工們的聯絡方式，技法特點，抽查要點，生產數量。
清晨，楊軍跨上“赤兔馬牌”三輪機車，載著十多個農藥麻袋，把成規格的皮筋送往100多戶人家。他們會用楊軍自制的機器，把橡皮筋兩頭合攏粘牢。傍晚，楊軍再去一一清點，收回半成品。半成品再運送到250多公里外的義烏。
每天的日子如出一轍。這并不是一種有效率的組織，卻神奇地推動著更大的趨勢，也讓當年失去土地的農民工，變身為掌握生產資料的那群人。
楊晴姐弟兩家，每個月因此共收入近萬元，生活遠比當年自由。那些臨時工，每月也能入賬700多元，如果以標準的工作時間計算，他們的收入能達到1000元。在當地，城區的一般商品房價格也不過2000-3000元/平方米。
“還是打工，但我覺得自己是主人了。”楊軍說。
越來越多楊軍們這樣的“聯合作坊主”出現在上饒江兩岸，他們大都是上一代的打工者，用親情關系為根基，替自己的老板們在上饒再建工廠探路。
在經濟開發區里，許多浙江廠房矗立而起，這讓楊立、張成這一代年輕人有了更多不返回沿海的機會和理由。
“來建廠的人越來越多。”楊軍對兒子說。義烏又發來訂單，他想留楊立在家幫忙，兒子試探地問，“能不能買個烤箱”。“面包蛋糕還是很賺錢的，我分析，如果只做訂單，利潤至少是200%。”他信誓旦旦，拆開一只10元面包生產出廠的流程，極力向父親說明成本不過2元。
他帶回了蛋糕店所有200多種面點的制作工序，有的是手抄版，有的是偷偷復印的。
楊軍、楊晴這一代人曾遠涉他鄉，卻少有人希望子女復制那些經歷。而年輕一代向往的工作，也與上一輩截然不同。
住在家里樓房第二層的楊晴的兒子張齊手里現在捏著“公務員考試試題”，大學最后一年，他把精力都放在這類考試中。楊晴在義烏，每月2000多的工資，有一半給兒子月花銷。
1988年出生的張齊，原本和楊立一樣，讀到初中畢業就沒想讀書，經常跟著媽媽去義烏工廠。一去義烏，看著這些同齡人從早到晚面無表情，他知道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后來他終于熬過高考，拿到一張南昌三本學校的通知，”。
張齊對“企業”的概念，就是累死累活為別人賺錢，他一心期望仕途”。他了解的行情是，“只要進了鄉政府，一年也能拿十多萬。”“干嘛要出去？進了這些地方，才是最好過的。”張齊說。為了準備4月的公務員考試，他準備把頭發染回黑色，耳朵上的飾品也已取掉。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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