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中產

中國新貴階級購買這個品牌的原因并不在于自己對它有多少了解，而在于別人是否了解。 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土地化生存模式是，生活是自己的，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要給別人看。這也正好可以解釋為什么品牌效應在中國年輕人面前如此奏效。

    晚上7點，李延杰走出位于北京海淀區學院路的某幢5A級寫字樓，手提著上班時穿的一套正裝——他是HugoBoss的忠實擁躉。暮色中，他鉆進一輛停在門口等客的出租車，身后的寫字樓依然燈火通明，許多和他一樣的人繼續著永遠沒有完成時的工作。李延杰的目的地是建國門的一家中餐館，在他的交際圈子里，大學同學的聚會幾乎是每三個月進行一次。這群5年前畢業于中國最好高校的年輕人，大多分布在北京東邊和北邊的高檔寫字樓里，任職于大型的跨國公司，擁有體面的崗位，相對于這座城市的平均薪資水平，他們的收入穩定且豐厚。

    中餐館裝修考究。老板是個熱衷于收藏的人，門口擺著的儲物柜是從河南的文物商人手中高價購回的，雕花紋飾十分精致，上面放置的梅瓶是清朝晚期的物件，器型很工整。李延杰快速地走進去，來不及看一眼，他已經遲到了半個小時。大家談論的話題集中于一個今晚沒有到場的人物，5年前那個毫不起眼來自西北農村的小伙子，由于善于把握時機以及極好的資本運作能力，如今已是一個身家過千萬的溫拿（winner）。

    這樣的聚會除了聯絡感情，更微妙的是，因為同處于一個行業，參與其中的人往往能交換到許多有用的訊息，建立起的資源網絡在充滿競爭的職場內，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富礦。李延杰現在工作的這家美資IT公司，正是因為有了同學的內部推薦，他才能順利拿到這個職位。

    10點多，他回到位于北三環的家。80平方米總價約合人民幣200萬元的公寓是他和新婚妻子在去年10月房價攀高時買下的，每個月的房貸月供差不多是8000元。這筆支出對于他和妻子的收入并不代表極大的負擔，只是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他們將沒有權力中斷掙錢的工作。

中產階級新樣式

    與他的同學一樣，李延杰被稱為這個國家新興的一個群體，中產階級（theMiddleClass）。國家統計局曾經在若干年前出過一份充滿爭議的報告，現在看來仍然不具備科學性。報告稱在中國年收入在6萬至50萬之間的人群，都可以算是中產階級。而社科院的專家陸學藝最近在接受新華網的采訪時則稱，截至2008年，中國中產階級約占總人數的22%-23%，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權威部門的觀察理性且科學，這個人群的成長速度得到統計，而他們的出現對社會結構帶來的革新也得到了充分評估。

    但曖昧的界定指標加上缺乏說服力的證據，這個長期以來隱匿的人群并沒有強烈的階層認同感。“我并不認為我是中產階級。”李延杰說，“我甚至沒有一點自由度，如果我一天不工作，我就會被這個社會拋棄。”

    他的危機感除了還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來自于福特主義在中國一線城市生活中的濫觴。幾乎是在100年前，老福特就察覺到高產量、高工薪和高消費之間的內在聯系。他就提出了“每天工作8小時付5美元工資”的舉措。工人的收入也因此得以普遍提高。對此福特自己很清楚，正如他所說，其實我提高工人的工資并不是對貧苦人的施舍。當員工生活富裕之后，消費水平也會隨之提高。這些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也會使T型車的銷量提高。

    以汽車工業為代表的大規模生產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結果就是大眾消費，一個由工薪階層組成的能夠吸收大規模生產產品的足夠大的大眾市場。而擴大購買人群的最重要的一個辦法是實現“平等消費”，即承認普通公眾都有享受的權利，其要有錢，每十人都可以進行消費，甚至一時沒錢也可以借助于分期付款或借貸抵押的辦法來消費。人們變成通過消費來達到平等。消費品甚至是奢侈品都已不再是某種階級特權的象征，而是每個有財力的消費者享有的權利。

    李延杰們對于生活品質的要求帶著強烈的群體色彩。他有不下5雙Tod’s的鞋子，今年打折的時候新購入一雙Ferragamo正裝皮鞋，上班穿的西裝是HugoBoss的，休閑服他喜歡La－coste，而妻子的花銷更多的集中在手袋采購上。他們每年都出門旅行一次，熱門的海島游是上選，不久之前的蜜月是馬爾代夫的自由行，來回7天的費用大約是4萬元人民幣。從去年起，他們開始到國家大劇院聽音樂會、看芭蕾舞劇。這樣的生活模式與他們的父輩們沒有任何的傳承關系或相同點，大多數中國家庭沒有培養消費主義的土壤。他的生活習慣來自畢業后進入的公司，自上而下的企業文化都鼓勵消費，公司甚至會為員工的某些消費品支出買單，他對品牌的選擇性認同來自同事之間的推薦和觀察，并且會以此判斷同類項——他們在飛機上用Kindle看電子書，有一部以上功能強大的智能手機，幾乎不買國內的品牌，認為品法國紅酒是生活品質的象征。而在他目前工作的項目組里，無論是一般組員或是項目負責人，最近的熱點是電影 《阿凡達》，他們幾乎都加入了去電影博物館排隊購I－MAX票的大軍中。

    在通常受到的教育中，中產階級的形象被嚴重模式化。他們在房地產的廣告片中出現，通常一家四口，衣著得體，孩子與父親在樓宇間的草坪上玩著飛盤，母親坐在一邊鋪野餐墊，一般還會有一條狗。場景換成美國人也沒有任何的問題，事實上，這樣的夢想是對“美國夢”價值觀完全的抄襲。人們已經習慣用美式思維思考如何在中國實現有質量的生活。

布爾喬亞:關于精神的古典記憶

    現在，我們所信奉的體系遭到了質疑。中產階級的概念其實來自于“Bourgeoisie”，一般翻譯為“布爾喬亞”，長期以來，中產階級趣味被直接等同于布爾喬亞生活，這似乎從來沒有成為過一個問題。

    多重身份的媒體人洪晃試圖用消費角度來闡明兩者之間的區分，“中產階級對消費與布爾喬亞很不一樣，他們不會像布爾喬亞那樣被手工感動，20世紀后半葉的生活節奏要比19世紀不知道快多少倍，所以中產階級需要新玩意兒，需要創新，需要各種各樣新的設計，這樣才能不斷的滿足他們的消費要求。”

    如果你從來沒有聽說過 “布爾喬亞”這個詞，但你應該聽說過“小資”，專指小情小調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沒有被用濫之前，它似乎比中產階級更能解釋生活意義上的 “布爾喬亞”。法文的bourgeois或 bourgeosie，可能來源于意大利語的 borghesia,前綴 borgo即“村鎮”，因而bourgeois最早指村鎮上的居民，稍后又指大商小商、手工匠人；中世紀之后，bourgeois成為“中產階級”的同義詞，指有獨立身份的城市居民、貴族和農奴之間存在的廣大社會階層。

    張普反對以收入、教育和消費為坐標的中產階級定義方式。他是較早一批的留法學生，現如今是嘉士德拍賣公司中國區負責西洋古籍鑒賞的專家。在歐洲生活多年，他與真正的法國貴族進過餐，曾在波爾多的葡萄園里幫忙除草，也曾經為了一瓶好酒坐火車穿越歐洲幾個國家去品嘗。他是徹底且極端的歐洲布爾喬亞生活方式的擁護者，在他看來，“中產應該是文明狀態的呈現，美國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的。”

    一個現象是，法國的中產階級很少吃快餐，侵蝕全球的快餐文化在歐洲斬獲卻極其有限。你想讓這個群體吃一頓麥當勞，顯然不是什么好主意，他們吃飯需要有餐前酒、開胃菜一直到最后的甜點，這不單是一種禮貌，更是享受。“我們都知道的，法國人一頓飯往往吃很久，這是因為他們向來討厭效率。中國人現在的速度比法國快六倍，發個郵件到法國，六天之后要能得到回復，就已經算是快的了。”

    他在法國的時候去盧浮宮，連著好幾次都能看到一個老年女人站在一幅畫前面，不管周圍快速觀光的旅行團有多嘈雜，她都安靜地一個人站著。張普很好奇上去和她攀談，女人說，我看這個畫看了快一輩子了，我覺得它很好，我還看不夠。

    一句話啟發良多。“美國中產與歐洲的布爾喬亞之間的區別是物質和精神。如果按人的壽命有六十年來算，有一種人的人生是用來掙錢的，另外一種人生是享受的。就算是比爾·蓋茨，我認為他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一個高級小時工，高級小時工的價值在于他掙錢的多少，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他說。

    張普經常會坐地鐵。每天清晨在北京東邊的CBD地區，“目光炯炯、斗志昂揚”的年輕人擠上地鐵，涌入各個辦公區的大門里。他不留情面，自問自答，“什么樣的人才會有打了雞血一樣的精神狀態？只能說明他們半饑半飽。”

    事實上，相對于我們尾隨著的美國人，理論上中國人應該更能體會歐洲生活的雅致。拿譚家菜為例，且不說菜品做工，一個盛菜的器皿里面就大有說頭，而在文化方面，中國人講究原則、恪守傳統。只是斷掉的鏈條并不容易重建，我們選擇了比恢復更為簡單的效仿。再回到過去的精神狀態并不是一件可以操之過急的事情，即使是高度國際化的一線城市，仍然處于物質與精神雙重的原始積累進程。當一部分的人滿足于在威士忌里加綠茶，往葡萄酒里兌可樂時，你不能要求他們明白用紅酒干杯是一件多少不合規矩的事情。所有的問題時間都能解決，身處其中的我們真正需要考量的是，在物質生活的演進進程中，我們還有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和時間？

哪一個更好?

    “時間是效率是英國商人發明的，而時間是藝術則停留在歐洲人生活的深層邏輯中。你看你要選擇哪一種？”法國葡萄酒網的劉藝和任職于法國安盟保險公司的丈夫張宏自法國回國之后，一直從事與葡萄酒文化傳播相關的工作，在她看來，中產階級與布爾喬亞之間的紛爭就像是新世界葡萄酒和舊世界產區的關系，前者意味著標準和工業化，后者強調個性和獨立，不存在哪一個更好，其實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剛到法國時，一次張普偶然買到了一個水晶酒杯，便拿給房東炫耀。結果房東太太不屑一顧，她給張普看她結婚時候的陪嫁，上好的水晶酒器，含鉛量很高，光澤飽滿、質地堅硬，再一對比，張普的杯子就顯技拙了。生活方式的差別及轉變對我們的最大影響往往在于，我們會漸漸失去辨別力。

    幾天之前，意大利服裝品牌CERRUTI1881在北京前門23號一家意大利餐廳里舉行了2010春夏系列的預覽會。從香港來的造型師Clinton用并不熟練的普通話吃力地向來賓講解有關品牌面料工廠的故事，應者寥寥。Clinton很無奈，“大家沒有興趣來摸一摸這些面料，體會100多年來的工藝嗎？”他發問。

    如果在兩年前，CERRUTI1881并不會舉辦類似的活動，而依靠口口相傳的營銷的挫敗結果是，CERRUTI1881在整個大中華區總共開設了100多家直營店，它的知名度在二線城市依然有限。Clinton不愿正面回答問題，他將CERRUTI1881轉變營銷思路的原因歸結為母公司上市，但他無法回避的是，中國新貴階級購買這個品牌的原因并不在于自己對它有多少了解，而在于別人是否了解。

    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土地化生存模式是，生活是自己的，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要給別人看。這也正好可以解釋為什么品牌效應在中國年輕人面前如此奏效。

    金陽是另一個樣本，這個生于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年輕人現在是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他收入可觀，與妻子還有4歲的兒子住在北京東四環的高檔公寓里。和很多的家長一樣，他們高強度地工作，拼命掙錢，把兒子送到國際學校。他希望為下一代鋪路，讓他們能受更好的教育，擁有比現在更高的自由度。偶爾閑暇，他的愛好是打高爾夫球，計劃在45歲的時候退休，有足夠的錢和時間，帶上全家到非洲做一次長途旅行，再好好精進自己的高爾夫球技。

    不過這一切的實現還得等上10年。或許這也是一種生活的狀態，前半段中產階級，后半段布爾喬亞。一切歸結起來，無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真正慢下來，又怎么能像一句話一樣容易？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