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升值：同途殊歸的德國和日本
時間：10-04-13 來源：世紀海翔
匯率升值：同途殊歸的德國和日本
⊙德日匯率升值同途殊歸的歷史提示我們：匯率的大幅升值，并不是日本“泡沫經濟”的充分條件。同樣，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次貸危機之前，美元匯率持續多年的貶值趨勢，那么匯率的大幅升值，也不是“泡沫經濟”的必要條件。簡而言之，匯率大幅升值和“泡沫經濟”并沒有確定的關系。
人民幣匯率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貿易爭端，近來成為各界勢議的焦點，相關的報道和爭論亦是絡繹不絕。這不禁讓人聯想起歷史上相似的一幕。
在1969年到1978年以及1985年至1987年，日元和德國馬克同時經歷了兩輪堪稱比翼雙飛的大幅升值。兩種貨幣的兩輪升值幅度，均超過了40%。其中，1985年《廣場協議》以及隨后日本經濟的遭遇，至今令人談虎色變，并引之為升值恐懼論之經典依據。然而，歷史想告訴我們的遠不止這些。也許我們還應該記得，《廣場協議》升值的“黑名單”上，除了日元，德國馬克也赫然在列；然而，兩國經濟隨后的境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在新世紀國際經濟形勢風起云涌之際，中國踏至歷史性的關鍵節點。在這樣的時刻，以審視的眼光回望數十年前德日兩國的成敗得失，在讓人感慨唏噓之余，也會對我們有些許啟示。
升值沖擊下的失業率應對
20世紀60年代，日本和德國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尤其是對美國出口急劇上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風雨飄搖的時代背景下，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同年西方十國達成的《史密森協定》，對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匯率升值均產生了推動作用（不過馬克的匯率調整更為主動，早在1960年代就有小幅調整）。1969年至1978年，德國馬克和日元對美元升值的幅度，累計分別達到了49%和42%。在大幅升值的沖擊下，德國和日本經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就我們今天非常關心的經濟問題—就業和經濟結構調整—而言，當時兩個國家的表現存在一定反差。
其中，日本的就業市場狀況較為穩定，而德國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后者的失業率從1970年的略高于0.5%，躍至1975年的4%；而身處相同背景的日本，其失業率一直控制在2%左右，與升值前1.2%的失業率相比，變化較為溫和。這是由兩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彈性差異造成的。日本在終身亡雇傭制的背景下，企業很少采用裁員來應對經濟不景氣，而員工也易于接受減薪與企業分擔困難。而在當時的聯邦德國，工會勢力強大，德國工會聯合會在整個議會中的席位占到了44%，大部分聯邦部長也是工會會員。工會在1974年為實現工資兩位數增長而進行了罷工行動，甚至加速了當時勃蘭特政府的下臺。因此，得益于一個富有彈的勞動力市場，日本經濟在外部沖擊下保持了較低的失業率。
而德國在經濟結構的轉型方面反應更為迅速。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已形成了以“二元制”為主導的職業教育體系。所謂二元制教育，是把傳統的學徒培訓方式與現代職業教育相結合，其“二元”分別是企業和學校。而且，在職業培訓內容中，不僅包括電氣、機械等制造行業，還包括了諸如經濟與管理、護理與健康、家政與營養等服務領域的專業課程。此外，職業培訓的內容、專業等，也會根據現實需要變化及時進行改進。在1969年生效的《聯邦職業教育法》中，還專門將職業改行納入了職教體系。得益于此，德國較快實現了經濟結構調整：在1971年，德國和日本的服務業占GDP比重分別為：49.8%和49.0%；至了1974年，兩國的經例則分別是52.7%和50.3%。在經濟學中，服務行業提供的產品是典型的非貿易品；因此，服務業的發展，反映了德國經濟重心向內需方向調整。而成功的職業教育，則在供給因素方面加速了這一調整過程。
匯率升值與泡沫經濟無確定關系
1985年9月，西方五國達成了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廣場協議》。協議規定上：日元與馬克應大幅對美元升值。事實上，從1985年9月至1989年12月，兩者分別對美元升值了46%和42%。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表現卻截然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熱度一直高于德國；而在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經歷了泡沫破滅，并開始了“失去的
德日匯率升值同途殊歸的歷史提示我們：匯率的大幅升值，并不是日本“泡沫經濟”的充分條件。同樣，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次貸危機之前，美元匯率持續多年的貶值趨勢，那么匯率的大幅升值，也不是“泡沫經濟”的必要條件。簡而言之，匯率大幅升值和“泡沫經濟”并沒有確定的關系。但是，在現代信用紙幣條件下，每一次的泡沫經濟中，我們都看到了極度擴張性需求政策的影子—每一次泡沫的形成無一例外。
匯率升值本身，對日本經濟的影響需要全面的評價。事實上，匯率升值后的幾年中，隨著貿易條件的改善，日本對外貿易的福利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并且，匯率升值，也在經濟結構調整、對外投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貿易條件改善這方面來看。按照日本東京大學
不過，日元的大幅升值，確實對外部需求造成了重要沖擊。1986年，日本的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出現了負貢獻，GDP增長率則由1985年的5.08%降至2.96%。在此背景下，日本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政策，以期減少對外部需求的依賴，使內需發揮主導作用，從而維持經濟增長。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雙松政策組合。在當時日本擴大內需的過程中，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的格局，具體包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財政政策）、擴大企業投資（貨幣政策），以及轉變居民消費結構等措施。
但是，決策者嚴重高估了日元升值對經濟的沖擊，因此雙松政策力度過大。這就導致了兩方面的不良后果，為今后“失去的十年”埋下了伏筆。其一，過于寬松的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金融政策，導致國內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大量資金涌向了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同時，也加劇了境外熱錢的流入，進一步推高了資產價格。后來泡沫破裂產生的落差之大，其原因就在于此。其二，過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減少了日后經濟刺激的政策空間。日元升值后，經過幾年的雙松政策組合，日本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在1990年就已超過了50%，而德國的這一數據直到2001年也未超過40%；貨幣政策方面，日本在1989年的存款利率不僅不到2%，而德國這一數據高達5.5%。可見，相對而言，帶著這樣的財政、貨幣政策條件進入1990年代，日本經濟刺激的政策空間已經捉襟見肘。而當經濟真正面臨困境的時候，政府刺激經濟的能力已經大受約束。
在馬克大幅升值以后，德國經濟同樣受到了沖擊。1986年德國的出口受到明顯沖擊；在198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更是降至1.40%，與升值前1984年的3.12%的增長率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是隨后德國經濟強勁反彈，1988年經濟增長率已經攀升至3.71%，1990年更是超過了5%的水平。在1993年，德國經歷了短暫的衰退之后，又回復到了平穩增長的路徑上。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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