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產階層是如何煉成的
時間：10-08-26 來源：世紀海翔
日本的中產階層是如何煉成的
發達國家向來以“橄欖形”或“棗核形”形容其社會結構，日本也不例外。在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日本逐漸形成了總體構成穩定、貧富差距較小、涵蓋絕大多數人口的中產階層，成為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也為其贏來了“一億總中流”的聲譽。
在終身雇用制下，日本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層。
各種政策培育中產階層
日本中產階層是在戰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逐步形成和擴大的。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的若干政策起到了關鍵作用。
首先，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及時提高工薪階層收入及生活水平，注重分配公平，讓居民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在戰后恢復期及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將社會財富分配向居民收入適度傾斜。上世紀60年代初，政府提出“十年收入倍增計劃”，在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加的同時，使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在15年時間幾乎增加了2倍。60年代中期，日本居民家庭基本普及了黑白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等電器；70年代中期則基本普及了彩色電視機、空調和家用轎車。這一時期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奠定了日本社會中產階層的財富基礎。即使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導致居民收入大幅下降，絕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受到特別嚴重的影響。
在日本，行業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并不懸殊，社會總體收入水平較為平均，少有“暴富”階層，其基尼系數也長期保持在0.25左右。例如，名牌國立大學教授年收入大約在1200萬日元左右（約合80萬元人民幣），而同樣年齡的公司職員收入大約可以達到其2/3，消防員的年收入也能達到600萬～700萬日元。日本也很少有歐美國家那種“天價”經理人，一般經理人的收入可能還不足歐美同行的一半。總體來看，相對于歐美國家，日本的工資制度更重視公平，兼顧效率。
其次，建立相對穩定和良性互動的勞資關系。
日本企業通常采用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度，工齡對收入影響較大，而工作績效對員工收入的影響多體現為年終獎等額外收入。這樣一來，只要員工在企業長期工作，就可以確定獲得越來越高的收入。這不僅保證了工薪階層在經濟上有良好的收入預期，也給工薪階層帶來了較為穩定平和的心態。
日本企業的勞資雙方之間有較為暢通的互動關系，企業與工會之間能夠在薪資水平、福利待遇甚至企業發展方向方面進行協商。每年2、3月份是日本例行的“春斗”時間。這一活動由全國性工會組織，由勞方提出提高工資或改善待遇要求，然后企業依據全國性企業組織和政府厚生省公布的工資、物價變化等數據，按照自身經營情況調整工資。這表面上看起來是雙方的斗爭，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勞資雙方協調工資關系的固定渠道，不僅可以緩解勞資關系，還能使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在“及時”和“適度”之間取得平衡。
每年2、3月份是日本例行的“春斗”時間，這表面上看起來是雙方的斗爭，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勞資雙方協調工資關系的固定渠道。
另外，在醫療、教育和居住等方面消除中產階層的后顧之憂。
在日本，醫療保險實現了全面覆蓋，保障水平相對較高，有保險者在公立醫院治療普通疾病的花費極少。在教育方面，公立學校在高中以下均實現基本免費，國立大學收費也較為低廉，且獎學金覆蓋面較大。
在居住方面，日本雖然一向以“地價高昂”著稱，但其實除了東京這樣的大城市中心部分地區之外，大部分地方的房價仍在居民收入可承受范圍內。特別是由于政府對城市交通設施投入了大量資源，城市外圍及近郊到市中心的通勤相對快捷舒適，居民如在城市外圍地區購房，資金壓力并不是很大。記者在東京接觸到的多位當地朋友，雖然年紀不到30歲，但依靠自己的收入，同樣可以置辦一套“兩居”甚至“三居”，到上班地點的時間多不超過半小時。所以，在日本，中產階層在享受醫療和教育保障的同時，也擺脫了住房壓力的“噩夢”。
造就農民中產階層
與培養城市中產階層相比，日本造就農民中產階層的做法，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借鑒意義。農民成為中產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日本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城市化勢必占用大量土地，在日本也難免如此。但是日本在早期城市化不斷推進過程中較為重視對農民土地權益的保護，大多使用高價贖買政策，很少出現強制拆遷和征地的情況。
一些建設工程甚至因征地不順利而被迫改弦更張。東京主要的國際機場——成田機場在建設時，由于幾戶居民始終不同意拆遷，導致其第三條跑道至今仍未建成。無獨有偶，東京附近的輕軌線路在一些地段彎度很大，甚至因此出現過列車擦撞事件，其原因也是個別居民始終不肯搬遷，使線路被迫改道。這種土地征用政策雖有其效率低下的一面，但其正面影響是，日本在城市化過程中，始終未出現部分發展中國家“失地農民”這一群體。相反，出售土地后的農民依靠手中的原始資金，投資城市房地產，經營中小企業，生活優裕穩定。
為促進農民增收，日本政府還采取了諸多措施，比如對內保證農產品最低價格；對外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嚴格控制農產品進口；鼓勵農村人口開展兼業經營等。
在諸多配套政策的作用下，日本農戶收入增長與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增長基本同步，在某些時間段甚至還高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的速度。這對日本社會穩定和政權穩定都有重要影響。
一方面，農民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農民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這種大宗固定資產，因其生活較優裕，普遍希望社會安定。由于城市化過程沒有對農村舊有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產生根本沖擊，日本農村仍舊部分保持了傳統社會的良好人際關系和道德傳統，不僅治安狀況普遍優于城市，而且民眾還經常自發組織集體活動和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農民成為支持政權穩定的重要力量。1955年之后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期間，農民一直是其重要支持者。主要原因是農民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不希望政策變化。同時，“農協”等機構負責組織農民日常生產和經營，兼具政治組織的功能，在選舉和日常政策推廣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此類機構使農民的政治能量反而大于無組織的普通城市居民，因此成為自民黨的重要“票倉”。即使是在2009年大選中，自民黨在整體慘敗的情況下，在不少農村地區仍擁有一定優勢。
在各種政策保障下，日本形成了穩定的“棗核形”社會結構，中產階層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吃、穿、用無憂，不必過于擔心住房、醫療和教育問題，對未來有穩定預期，成為日本社會安定的基礎。在日本，地鐵站和火車站均不設安檢，乘坐國內航班無需身份證件，街頭常見的巡警僅僅裝備自行車和警棍……這種較為和諧的社會秩序，除了執法部門本身的工作效果之外，其根本原因還在于社會富裕公平，人心思定，現有社會秩序得以穩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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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稅收減免政策種類之繁多，已使很多居民不得不求助專業人士，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惠。覆蓋如此寬廣的稅收減免政策，正是日本社會公平原則和人性化色彩的體現。
60年代后，日本雖然每年“春斗”時期仍有罷工，但形式已較為平緩。相對于其他發達國家，日本工會斗爭的策略性和非對抗性也更強。這其中既有勞資糾紛仲裁機制完善、機制化的勞資溝通的作用，也有日本企業經營方針轉變的因素。
資料：一億總中流
一億總中流（或稱一億總中產），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一種國民意識，在1970和1980年代尤為凸顯。在終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消費是美德”“金滿日本”成為當時的社會風氣。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后，有人認為一億總中流也隨之崩潰。但根據日本政府的“國民生活民意調查”中“生活程度”項目的顯示，只有一成以下的國民自認屬于下流階層。這顯示一億總中流的概念并未消失。
摘自—十年磨一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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