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始：重新出發的價值與想象
時間：08-12-30 來源：世紀海翔
三十而始：重新出發的價值與想象
站在2008年和2009年的交叉點上眺望未來，我們將從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進入共和國建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從中汲取洞見未來和想象未來的力量。中國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一甲子。對于共和國的公民而言，從2008到2009的時間段既是新的一世的開始，也是新的甲子的開始；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經驗，開始下一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征程，事實上也就是共和國下一個甲子序幕的開啟。
中國古訓強調鑒往知來，包含的是一種辨證施治的智慧：我們對于未來的洞見能力和想象能力，決定于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能力；而中國人之所以總是習慣于放眼長遠，為未來而籌劃，則來自深厚的歷史教養。眾所周知，中國人對歷史有特別的興趣，但人們不太注意的是，中國人為長遠而打算的習慣同樣非常特別。著眼長遠善于籌劃和懂歷史有經驗，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每到重大歷史時刻，中國領導人都有做長期展望的習慣，這種展望突破任期制的局限，延展至未來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此，胡錦濤總書記幾天前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的發言同樣如此，他說，“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或許對這種展望已經習以為常，但在習慣于為四五年任期而盤算的外人看來，這卻是一種難得的戰略思維習慣。美國著名戰略家、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曾經感嘆，當年跟毛澤東見面，談的都是未來三十年、未來五十年的世界，他在美國是知音恨少。毛澤東對于展望未來的熱情，卻是來自中國歷史傳統的普遍習慣，這種習慣已經滲透到各級地方治理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打算。前瞻未來并不等于空洞的夸夸其談。洞知未來的遠見，依憑的不是抽象的想象力，而是對歷史經驗的琢磨和熟知，對時勢因果的敏感和把握。所謂鑒往知來，不僅僅是對歷史規律和歷史經驗的抽象理解，而且是對那些將來后果的現在前因，對那些早已發生的未來的提前察覺。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對歷史特別是剛剛經過的歷史，我們要有一種知識上的真誠。如果我們只是把歷史當作可以隨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那么歷史馬上會報復自欺欺人的我們，讓我們在未來陷入迷途，走向困頓。認真對待歷史，不是拘泥過去的悲情咀嚼，而是走向未來的迫切需要。
我們要想更有力量應對未來三十年的不確定性，就有必要回到此前三十年，去觀察那些引向未來的草蛇灰線。其中的一個要點是，觀察那些即將在未來三十年前半程逐漸擔綱的一代公民，在此前三十年里都經歷了什么，受過什么樣的教育，經過什么樣的磨練，對自己所經歷的三十年歷史究竟有怎樣的自我意識。
此前的三十年，是低開高走的三十年。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人們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將被開除“球籍”，熱心的是如何批判中國和中國人的“劣根性”；而在改革開放進展到第三十年的時候，人們關心的問題是中國道路的全球價值，關注的是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危機和低迷的泥潭。
此前的三十年，是從第一次思想解放走向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三十年。第一次思想解放肇端于“文革”結束，人們從簡單地全盤否定西方轉而大規模學習西方，對中國和中國古今傳統的自信逐漸動搖；第二次思想解放發生在人們對西方真實的了解越來越多之后，人們開始擺脫對西方模式的迷信，開始在新的水平上重新理解中國古今傳統，重新確立對中國及其道路的自信。
此前的三十年，是從建設市場社會轉而建設社會市場的三十年。人們曾經認為“國家退出”是一切發展的前提，現在則發現不僅追求社會公平的事業需要國家介入，而且沒有國家介入就沒有市場經濟，也無法擺脫市場發展的周期性危機；人們曾經認為經濟發展快字為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今則發現應當又好又快科學發展，“更加注重公平”；人們曾經認為市場化就是要建立優勝劣汰而無需考慮社會失衡的市場社會，現在則感到市場社會的潛在危險，建設在發展的同時縮小社會差距的偉大社會。
因此，即將在未來十五年逐漸擔綱的一代人的三十年，并不是直線前進的三十年，而是經歷了內在調整和轉型的三十年。不過這種內在轉型并非是這一代人共同的轉型，他們在這個轉型過程中逐漸出現分化，一部分人仍然保持著改革開放內在轉型之前的意識，一部分人則推動或者認可了三十年間思想心態和發展模式的轉型。而將在未來三十年后半程開始擔綱的一代人，則是在此前三十年內在轉型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不再有父輩們在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困頓與自卑，他們在經濟快速增長的環境中養成了一種父輩難有的自信，他們是此前三十年間內在轉型的產物。被稱為80后的這一代人，在2008年的那些難忘日子里喊出了這一代人的自信和自強。他們將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過程中經受考驗，但是“中國加油”的吼聲未必不是他們對自己的加油。
在未來十五年逐漸擔綱的一代人將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將是如何協調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意識和經歷了內在轉型之后的社會意識，如何消化此前三十年間所形成的社會意識分化。未來十五年，不同的社會意識占據社會主流，將給中國帶來不太相同的面貌。無論從目前的全球風向，從中國目前已有的轉型進程，還是從80后的基本動態來看，目前時勢的動能更多地在自主自信、科學發展、增長轉型、重視民生、社會均衡的方向上積累。
將在未來十五年逐漸擔綱的一代人面臨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將是，作為第一代建國后出生的擔綱者，他們也是基本沒有經歷過建國一代親自“傳幫帶”的擔綱者。對于他們之前的幾代人而言，建國一代的問題意識往往是不言自明的思考前提，在代際傳承過程無需過多強調便可心領神會；但是對于他們這一代人而言，由于缺少建國一代“傳幫帶”的經驗，對建國一代的問題意識也就相對缺乏切身感知，以往那些不言自明的東西就不再如此，這個時候只有更為努力地了解和把握建國一代的歷史和意識，才能恢復建國一代的問題視野，從而鞏固共和國的精神根基。正是基于類似的原因，美國等國家才在公民教育過程中強調對建國一代精神的了解和領會，不斷地在當代美國精神與國父們的精神（特別是憲法）之間建立起必要的聯系。共和國每一代擔綱的公民，對建國一代的問題意識是否有深入的體認和把握，將決定這一代擔綱者所確立的格局和規模究竟能否超越建國一代。
因此建國六十周年所標示的并不是一個普通的紀念時段，而是共和國代際賡續過程中非常關鍵的承上啟下的時段。這種特殊性意味著，對于共和國賡續而言，在未來十五年逐漸擔綱的這一代人將是非常關鍵的一代人。在這一時段，共和國的繼承者們能否從建國六十年來的歷史中重新理解建國一代的問題視野，甚至將是影響共和國未來命運的一個重要關節。
2009年將是建國一代的基本問題意識向未來擔綱的幾代公民重新呈現的一次歷史契機。重建建國一代的問題視野，和評價建國一代的得失經驗，是有關系但并不一樣的兩個問題。建國一代面臨晚清以來舊秩序全面崩潰，新秩序的重建要全面回應“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訴求，這一代人的問題意識是根源性的：我們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中國”？我們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是一個有獨立主權的中國，還是一個棲身于其他國家之下的附屬國？是一個平等自由公正的中國，還是一個為各種不平等關系所宰制的中國？是一個由強權所主導的國際秩序，還是一個平等相待和平共處的國際秩序？
建國一代就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進行了長期的辯論，這一辯論貫穿了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改革開放并不是石頭里“蹦”出來的運動，它在五十年代以來中共內部的路線爭論中已經有了長期醞釀和部分實踐。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鄧小平等建國一代開始進行路線調整的時候，能夠凝聚多數民眾的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內理論辯論、政策爭論和政策實驗是執政黨能夠根據時勢變化及時調整的極為重要的基礎。在改革開放的內在轉型過程中，圍繞發展模式的社會辯論同樣為政策調整提供了必要的刺激和群眾基礎，也不斷將問題引回建國一代的基本問題——我們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建國一代在革命建國的過程中，從最根本的層面思考過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政黨與人民的關系。共和國是在全面充分動員社會基層民眾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執政黨當年之所以能夠全面動員基層，完成全球罕見的基層組織化，基本條件在于，通過“為人民服務”和確立社會平等，建構了一種新型的政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國民黨當年也曾想進行基層動員和組織化，但失敗了，根本原因就在于無法塑造一種平等的關系。這種政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至今仍然是執政黨合法性的基礎所在。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大會上指出，“我們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對建國一代基本問題意識的重溫。
在理論辯論、主權獨立、人民國家之外，建國一代的基本問題意識還有很多方面值得重新打開。重新思考建國一代的基本問題，不是也不可能回到原點，而是要重新獲得建國一代的基本問題視野，在新的條件下尋求回應之道。對于共和國的代際承續而言，保持創新變革的活力，事實上就是要不斷回到建國一代的基本問題，在新的條件下進行黨內理論辯論和社會辯論。如果基本問題逐漸消失淡忘，將意味著理論辯論的消失，意味著社會領域的消失，也就意味著變革活力的消失，這當然是未來改革開放需要極力避免的前景。
這是我們的祖國，這是我們的問題，這是我們的視野。
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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